从亚投行、毕姥爷到转型国家
发布时间:2015-04-17 12:58:52
从亚投行、毕姥爷到转型国家

这几天,毕姥爷的遭遇在微信群里,几乎占据了所有人的视线,各种意见皆有,不一而足。从今天开始,不但是微信圈,而且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毕姥爷风波”的后续新闻了。

但无论是微信圈还是主流媒体,其本质都是健忘的。大家回忆一下,刚刚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占据人们视线的是什么?无非是两件事:

一是围绕着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国际大国势力展开角逐。3月31日截止前的几天里,一个接一个国家加入,其中不凡美国的盟友,甚至不顾美国的苦苦劝说和全力阻拦。最后结果是:52个国家加入,只剩下美国和日本两个孤家寡人,象一场豪宴门外的两只孤犬,馋馋地望着门里的宾客豪宴,孤独而又无奈。

二是也门战火联系着中东乱局。虽然中国首次海军撤侨成功令人鼓舞,但也门战火却第一次让中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在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战略途径中,充满着数不清的地缘政治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

这就是中国,说也说不清楚

亚投行和也门战局这两件事情,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其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正在迅速改变世界的经济(包括金融)、政治和安全秩序,同时也令中国自身面临更多的潜在风险。

崛起前景和潜在风险,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崛起的一体两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切就全然视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

也正因如此,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有人赞,也有人骂。

之所以“赞“,是因为从某一个角度看,中国的进步确实令人瞩目,看看亚投行一事上各国的近悦远来,你就可以知道;再摸摸自己这些年的钱包,你恐怕就更难以否认了。

但之所以“骂“,也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天的中国确实又有太多的问题,尤其是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移民国外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硬要牵强地把“毕姥爷风波”也扯上,那就更加令人心生疑惑了:这到底是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还是一个正在倒退的社会?

我的回答是:这就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及其经历的痛楚。曾经有一首歌这样唱:“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在这里,若把“爱”字换成“中国”二字,我想其逻辑依然是通的。

最好的时代,最差的时代?

我的新著《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有一篇后记,其中最后的部分写道: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 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狄更斯描写的,是十八世纪下半叶高度动荡的巴黎,以及十九世纪上半叶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伦敦。

斗转星移,时空背景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人类文明进化历史上,总有一些深层的逻辑,对二十一世纪初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依然是适用的。

但是,一个转型国家能否顺利完成转型,或者向着良好的方向顺利转型,则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们认知水平。否则,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转型国家,为什么唯独那么屈指可数的国家成功了?为什么当年日本、德国也曾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但最后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为什么英美法等国家却基本始终保持平稳的发展?

这里的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转型国家的人们的认知水平究竟如何?而且这里说的认知水平,不是技术上的认知,而是精神世界的认知,其中包括: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别人;如何看历史,如何看未来;如何看实力与竞争,如何看合作与共赢;如何看以斗争突破封锁与偏见,如何看以文明守护人类共同的底线。

2015年的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其实不知不觉地就到达了这么一个阶段。

这一年,我们进入了“新常态”。

2015年:中国新旧“常态”的分水岭

我在新著《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从1979年到2049年的这7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形态转型的最重要的70年。

这70年,中国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封建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1873年,李鸿章曾说,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将在1979-2049年的这70年里得以实现。

1979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不但把致富的金钥匙交到了民众手里,而且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定律。这35年中国的巨大进步,全世界都看到了。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届时中国的各种转型应渐入佳境,水到渠成。

而2014-2015年,正好处于这70年的中段。如果说,过去35年对中国是“旧常态”,那么从现在起的未来35年,就是“新常态”。这种新旧常态的转换,要求中国的人们面对完全变化的客观环境,从机制、观念到心态,都有一种全方位、脱胎换骨式的转型。

在经济领域,当原有的要素性发展优势(人口、土地、廉价、环境污染等)已不复存在,未来的创新之路又在何方?须知,千百年来,在中国谈创新,不但是一件沉重的事情,似乎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对外关系领域,当中国已成为经济巨人,当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选项,我们如何在冲突的“度”上有所把握?如何进退有据,收放适度,最大程度地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当我们已不必“仰视”国际社会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必然要“俯视”?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是否即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我们即将迈入“新常态”之际,这些问题都很考验我们的心智。

进步的中国?退步的中国?

这里说的心智,其实既包括我们对内政转型的心智,也包括我们对外部转型的心智。有了相对成熟的心智,我们也就能做出比较到位的战略研判。

究竟如何看今天的中国?如何看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中国正在进步?中国正在退步?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中国正与世界摆开决战架势?

我在新著中还提出一个观点:2015年的中国,在对战略形势的研判和抉择方面,某种程度有点类似于1969年和1992年的中国。

1969年和1992年,中国曾面临什么样的战略研判?那两个年份,后来是怎样改变了中国?

大家若有兴趣,我将在明天的文章中,与大家分享这一观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