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大赔,对蒋介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6-01-18 16:43:42
炒股大赔,对蒋介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摘要]经营交易所的失利增强了蒋介石的社会改造思想。

炒股大赔,对蒋介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机构。从1918年至1923年,蒋介石和它发生过密切关系;它也曾给予蒋的生活、思想以深刻影响。1920年初,蒋甚至有过以经纪人为职业,“作棉花、棉纱买卖”的念头[蒋介石1920年1月1日日记云:“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看,将来做些事业,或学习英语,游历世界一周,访探各国政治,以资采择。二者如不能,即在事业方面立足,组织棉麦会社,种植棉麦,否则充当经纪人。作棉花、棉纱买卖。”]。但是,前此有关论述大都依靠个别人员的回忆录,或流于肤浅,或谬误连篇。本文将根据确凿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清理有关史实,希望能在大多数问题上作出比较准确、清晰的说明。但是,由于某些环节的资料尚感不足,因此,本文又还难以说明全部问题。进一步的探讨,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更多资料的发现。

一 上海交易所是孙中山倡办的

孙中山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为经费所窘。1916年12月,孙中山接受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共同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企图以盈利所得资助革命。同月5日,由戴季陶出面与三上的代表中岛行一签订草约,规定资本总额为上海通用银元500万元,日方提供250万元,作为无息贷款,所得红利,日本资本团得十分之八,创立人得十分之二,同时规定,交易所须聘用日本资本团推选的精通业务之人为顾问,合议处理一切[《创立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协定豫约案》(戴季陶手迹),山田纯三郎档案,日本爱知大学藏。又,1917年2月29日日文《上海日报》对此有简要报道,并摘录了合同中的2、3、7、8、9各款。]。其后,对草约个别条款作过修改,即行定案,签字者有孙文(中山)、赵家艺、虞和德(洽卿)、张人杰(静江)、洪承祁、戴传贤(季陶)、周佩箴等11人[《孙文垄断上海市面之大计划》,《晨钟报》1917年4月6日。其主要修改为规定:“本借款之金额交款后,用创立人名义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以信用状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支用所存正金银行本店内日本金额之上海银元交付股款。”]。次年1月22日,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呈文首先历述中国缺乏交易所的种种弊病,中云:

上海为全国物产集散之枢纽,所有大宗物产交易均由各业商人任意买卖,价格无适中之标准,交易无保证之机关,恐慌无从预防,金融不能活动,且经纪人亦漫无限制,于工商业之发展,窒碍实多,虽各业有各业之公会及任意集合之市场,然既无确实之资金,又无完备之组织,政府难于监督,商人无所置信,是以大宗物产之价格,一二外国经纪人常得自由操纵之,病商病国,莫此为甚。至于有价证券之交易,亦无一中心之机关,已发行之公司股票不能流通,新发生之公司不易招股,已发行之公债价格日见低落,将来国家或地方发行公债更难于办理。因此之故,中国公司多于外国政府注册,以图其股票可以赖外国交易所而流通,中国之投资者亦多弃本国公债于不顾,而乐购外国之公债,且各公司之内容,无一机关调查保证之,买入卖出,漫无所察,一旦破绽发生,股票顿成废纸,往往因一公司之内容缺陷,致市场大起恐慌。凡此种种祸患,皆由无资本充足、信用确实之交易所有以致之,不能徒责商人之无爱国心也。

呈文声称:“交易所之组织,则以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时经营为最有益于上海市场,尤能助中国一盘实业之发展。”据有关人员回忆,该文由朱执信起草,但既由孙中山领衔,应视为孙中山的重要佚文。

根据该呈文,上海交易所申报的业务范围有证券、花纱、金银、中外布疋、油类、粮食等7项[《孙文等上北京政府农商部呈文》,原件,未刊,北京政府农商部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49页。]。2月24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先行经营证券;关于物品交易,咨请江苏省长查复报部,再行核办[转引自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旧上海的交易所》,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同月,戴季陶赴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筹备处[参见赵立人《孙中山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孙中山与近代社会》,第165~1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但是,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上海市面顿时陷入混乱,银根突紧,拆息猛涨,商业停滞,交易所筹办暂停。

1918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利用前案,继续申办。戴等秘密组织协进社,吸收原发起人虞洽卿、赵家艺、洪承祁为社员。同年3月,日人在上海成立取引所(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棉纱、棉花等,企图操纵上海市场。各业商董认为:“我不自办,彼将反客为主,握我商权。”[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因此,虞洽卿等于同年7月成立预备会,推虞及赵林士、邹静斋、盛丕华、周佩箴5人为筹备员[《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纪事》,《申报》1920年2月2日。],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汉章)、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纷纷加入为发起人。此后,遂由虞洽卿领衔,呈请北洋政府,以“时会之趋势,实不容再缓”为理由,要求“将证券、物品一并开办”,得到批准。但是,上海各商帮旋即产生分办、合办之争。原发起人金业董事施兆祥、徐甫孙拟申请成立上海金业交易所,原上海股票交易公会的范季美等人拟申请成立证券交易所。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要求分为三家交易所办理。虞洽卿等据案力争,农商部训令上海总商会召集各商帮讨论,并饬江苏实业厅详查。结果辗转迁延,不能决定。1919年6月27日,农商部认为合办资本势力较为雄厚,取决多数,以合办为宜,准予先行开办[《上海县知事公署训令第404号》,《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9页。]。此令既下,上海金业、股票两业仍有异议。12月20日,农商部再令,要求从交易所营业范围内除去证券、金类,以免纠葛,但虞洽卿等旋即提出异议,呈请免于修改。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总商会开创立会。计股东572户,10万股,到场股东或代表408户,代表85408权[权,指各股东的议决权,一股一权。],超过半数。会议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虞在致辞中追溯了中国交易会的发起历史,声称20年前,即有袁子壮及周熊甫二君提议创办,但未成事,“民国五年冬间,孙中山先生又复发起,鄙人追随其后”,“屈指二十载,交易所之创造艰难,一至于斯。幸今日股本已超过原额数百股,可知我国商业之程度日高,将来本所之成绩,必大有可观”,云云。会议选举理事17人,监察人3人。虞治卿以81833权居理事第一位[《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选举理事及监察人权数名单》,《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页。]。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枕琴)以53860权当选为监察人。对此,蒋介石日记云:“枕琴当选为交易所监察人。”[《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未刊,1920年2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蒋氏日记,均同。]可见,他是相当重视的。周骏彦在辛亥前被官府选派赴日留学,入警监学校,与蒋介石结为同志。曾参加宁波光复之役,为奉化军政分府负责人之一。1911年冬,在蒋介石麾下任军需科科长。后任宁波商业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受通缉,周曾将蒋藏于校内[王舜祈:《蒋介石故里述闻》,第200~20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2月6日,交易所召开理事会,选举虞治卿为理事长,闻兰亭、沈润挹、赵林士、郭外峰、邹静斋、盛丕华为常务理事[《上海交易所电报举定理事长》,《申报》1920年2月8日。]。其中,宁波人郭外峰曾在日本长崎道胜银行工作18年。

二 蒋介石组建茂新号,陈果夫充当经纪人

从孙中山倡办交易所之日起,蒋介石即奉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共同参与筹备。

1920年4月,蒋介石因与陈炯明不合,从福建漳州的粤军总部回到上海,与陈果夫共同筹办友爱公司。同年6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拟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五千元,先由中正全部垫付。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四百股为基本。定为十股。丰镐房七股,果夫、夫、干夫各约一股,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原在上海经营福康钱庄。1918年5月,陈经其岳父介绍,到沪任晋安钱庄助理信房。1919年,他曾借用蒋介石存在晋安的一千多两银子,“做了一笔洋钿生意”,三个星期赚了六百几十两银子[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4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因此,在革命党人中,陈比较熟悉金融,懂一点经营之道。这是蒋介石推陈出任义务经理的缘由。不过,这个友爱公司似乎并没有成立起来。计划刚定,蒋介石迅即碰到了国际金融风潮。伦敦、纽约银价下跌[据中美新闻社消息,6月9日伦敦电汇及远期银价各跌6便士,纽约银价跌至8角4分。见《银市报告》,《申报》1920年6月10日。],上海的银价也随之突然大落。这一事件使蒋介石的经商遇到了第一次挫折,加之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也出现矛盾。失意之余,蒋介石离开上海,寄情山水去了。《年谱》云:“公以戎谋莫展,而闺房与商业又连不得意,遂乃漫游以舒郁怀。浮海至普陀……凡游六日而倦还。”[《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1页。

]普陀归来后,蒋介石继续与张静江等商量交易所事宜。1920年6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往静江家,与佩箴商议公司事。”佩箴,指周佩箴,吴兴南浔镇人,与张静江有姻亲关系,原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1920年5月29日被补选为常务理事。这里所说的公司当即几天后出现的茂新公司。

同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王正廷及江苏省长、上海道尹代表等三千余人等出席致贺[《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纪》,《申报》1920年7月2日。]。当日上海《申报》出现了一则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申报》1920年7月1日。]关于此事,陈果夫回忆说:“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5页。]

此后几天内,蒋介石日记连续出现关于茂新号的记载,可见此事已成为蒋的兴奋中心,也可见他为此焦思苦虑的情况:

1920年7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苦思,终宵不能成寐。”

1920年7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晚在寓商议茂新公司组织法。”

1920年7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赴茂新公司。”

办友爱公司时,蒋曾表示,全部资本由他负责;但在组建茂新公司时,其资金则并非来源于蒋。据陈果夫回忆:它的开办,最初由朱守梅出资两千元,又由陈果夫向晋安钱庄借了一千两银子。资本总数不过三千数百元现金。

茂新号开业后并不顺利。第一天开张,就亏了1700余元。与此同时,蒋介石委托朱守梅代购股票,价格上也吃亏很大。朱原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毕业于两浙高等师范学校,初营商业,没有经验。6月24日,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试验,收盘价每股29.9元[《申报》1920年6月25日,第12版。]。26日,市场看好,交易踊跃,价格涨到开盘价31元,收盘价31.2元;下午继续上涨(开盘价31.6元,收盘价31.9元,记账价32元)[《申报》1920年6月27日,第12版。]。以后几天中,价格陆续升高,至7月4日,已经涨到每股42元。朱守梅在低价时没有买进,到高价时,才突然收购。蒋介石得悉此讯,极为懊恼。日记云:“益卿来舍,上交股票涨至四十二元,甚是惊忧。即往茂新访守梅,乃悉前托代买股票,均四十二元价购入。初营商业者之不可靠如此,可叹!已而果夫趋至,凄咽含泪而诉,情殊可悯,乃知其胆量甚薄也。”

蒋介石托人买进高价股票本已吃亏,他完全没有想到,几天后,价格却又突然回落。蒋介石在福建接到陈果夫电报,获悉有关消息。日记云:“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惨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商业不易营。然大半为果夫、守梅所害。星相家谓我五六月间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两天后,又记云:“接果夫信,知其胆小多疑,不能主持营业也。”

蒋介石此次赴闽,本是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力劝的结果,目的是协助陈炯明、许崇智处理军务。蒋介石对陈炯明有意见,到闽后,又发现陈、许二人不和,认为事无可为,便于8月5日离闽返乡。在老家,他依然惦念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买卖情况,思考对策,并派人赴沪传达他的意见[蒋介石1920年8月20日记云:“下午假眠时,研擘以后交易所之买卖,派阿顺赴沪。”]。下旬返沪后,又亲到交易所参观,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令蒋介石感到头晕脑涨,不禁产生经纪人难当的感叹[《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8月30日。]。

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后来逐渐兴旺。陈果夫回忆说:“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7页。]于此可见,陈果夫在经营上还是有一套办法的。

三 扩大投资,成立恒泰号

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蒋介石等即集议改组。9月2日,蒋介石决定退出6股[《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9月2日。]。第二天,蒋介石访问张静江,因为心情不好,狠狠地揍了车夫一顿[《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9月3日。]。9月5日,蒋介石、陈果夫、朱守梅等人再次集议,研究公司改组事宜。蒋介石决定投资4000银元,作为与张静江合作的本钱;同时决定投资5000元,托人经营临时商业[蒋介石1920年9月5日日记云:“果夫、守梅、冈梧诸君集议改组公司事,付新银元四千元,作为与静江合本,五千元托孙鹤皋营临时商业。晚结账,茂新连资本五股,及欠我四千四百元,尚欠银九千四百元。”]。同月22日,蒋介石再次访问张静江,谈经商事,蒋介石决定投资15000元[蒋介石1920年9月22日日记云:“傍晚,访静江兄,谈营商事。余拟投资一万五千元以为成本。”]。

当蒋介石雄心勃勃地要在商业上大干一场之际,粤桂战争正在紧张进行。9月30日,蒋介石离开上海,赶赴前线。但是,又因与陈炯明意见不一,于11月12日回到上海,次日回到老家。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要求,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张静江、戴季陶要求蒋与孙中山同行,戴并曾到甬相劝,声色俱厉地责以大义,但蒋仍坚决拒绝[《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页。]。

12月上旬,蒋介石再到上海,15日,决定与张静江等17人合作,继续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事业,定名为恒泰号。议定条件如下:

①牌号。定名为恒泰号,经纪人由张君秉三出名。

②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

③资本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

④占股数目,计三十五股,其中蒋伟记四股,张静江五股。

⑤此契约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式十八份。[《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05~107页。]

该合同现存,下有吴俊记等17人签名,其中小恒记是戴季陶的化名,吟香记是周佩箴的化名,陈明记是陈果夫的化名,朱守记是朱守梅的化名,张秉记是张静江侄子张秉三(名有伦)的化名,张静记是张静江的化名,张弁记是张静江哥哥张弁群的化名,蒋伟记名下,蒋介石亲笔签了中正二字[参见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不过,其股份是由张静江代认的[蒋介石1921年1月10日与张人杰书:“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页。]。

这一年,与蒋介石有关的商业继续亏本[蒋介石1920年12月31日日记云:“今年费用,除营商输本外,不下七八千元之谱。”]。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虞洽卿曾于1920年9月向农商部呈请注册,同年11月,虞并亲自到北京活动。但是,由于江苏省议会及张謇都致电农商部,要求在《交易所法》未修正前停发执照,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注册因此受阻。直到次年3月7日,虞洽卿再次向农商部呈请发给营业执照时,才出现转机。3月1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申领执照及扩大金银业务等喜讯,函称:“股票价格前日稍稍回头,大约今日可以望好,因为执照今日可以在北京发给,发给后,金即欲发表,所以只几天可以望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函中所称“金”,指金银业务。]不过,直到当年6月25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才批准发照[《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24页。]。

张静江等鉴于即将领到营业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的业务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资本额4.6万元,每股100元。计蒋伟记44股,张静江记55股[《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3~124页。]。但是,业务仍然很不顺利。

当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孙中山一再催促下,离开奉化,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参加讨论援桂作战计划。不久,因与陈炯明发生矛盾,于同月回返奉化,其后就一直留在家里。4月间,蒋介石接连收到张静江的告急电报,声称“商战为人环攻,请速来拔救”。蒋介石不知道恒泰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既担心,又气恼,一时神情失常。但是,蒋介石很快就自觉不够镇静,在日记中严厉自责:“愁怖之容,暴躁之气,即不可遏,何其鄙也!”[《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1年4月15日。]

在张静江连电告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匆匆赶赴上海,和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等商量挽救办法。4月17日,蒋介石日记云:“果夫来晤,谈静江兄因交易所为人攻击事,往访焕廷兄。旋诣大庆里,与季陶讨论营商失败挽救法。”次日日记云:“下午,与静江、季陶聚议,营救商业事。”两天日记,虽是寥寥几行,但蒋介石等人的焦急情状,历历可见。不过,半个月之后,命运之神就又给蒋介石等人送来了喜讯:股票价格上涨。5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兄函,知交易所股价涨至百零八元。”5月5日,日记又云:“接守梅电,交易所股票涨价至一百二十四元。”对于股民来说,没有比股价暴涨更好的消息了,蒋介石兴奋之余,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私心慰甚!”[《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1年5月2日。]

孙中山于4月7日在广州被选为非常大总统。计划发动讨桂战争。4月18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告以“军情紧急”,要他迅速来粤襄助;陈炯明、许崇智、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函电交驰,敦促蒋介石赴粤。5月10日,蒋介石启程。在粤期间,蒋介石收到陈果夫一函,报告交易所情况以及他和张静江之间的矛盾,中云:

静公为欲取回高所没收证金之一部(即我们四家共做老股三万股,计纳证金一百廿万元,被没收者,外间只拿到七十五万,其余四十五万,原为本所填补差金,现拟取回者即此一部分)嘱我去商者约七八次。然彼自作主意,未尝纳我丝毫意见。我亦因不善语言,故有意往往不能尽达。且此时以为可办,并不反对。近日彼大有急急动作之意,侄不得不细心考察。考察结果,以为此事现在万不可行,而二先生只顾自己一方面,不管他人为难。且此事由厉君为之奔走,难免为他方所利用,一举而成,则彼等坐失其利。否则我方名誉损失之外,尚须再弃若干辛苦钱。现在所中所怕者是空头,余款由空头来争,而且未必能得,如由多头争,则将由上海全埠之人所唾骂,即使用全力致胜,空头方面岂不又有说话,甚至要和你办大交涉。因为当时糊里糊涂过去,现在明白了,做三万吸多头者原来是你,即使你拿得到,也是不得安枕,况且我们经纪人是代客买卖,现在我们代表买方出场,将何以对得起一班吃亏最大、空头、套头的客人!所以我想来想去,不能替他做这一件事。我已经拒绝他了。不知我叔之意见如何?我拟将客人的交易如数了清之后,经纪人也不要做了,将茂新停办。[陈果夫致蒋介石函,1921年5月12日,手迹,中国第二所史档案馆藏。]

函中所言“空头”,指卖出股票者;“多头”,指买进股票者;“套头”,指利用近期和远期股票的差价以套取利润者;“我叔”,指蒋介石。据此函所述可知:张静江等做“多头”,买进交易所“老股”3万股,由于判断错误,保证金120万元被没收,其中75万赔偿损失,另45万元有可能收回。张静江急于动作,挽回损失,和陈果夫商量过七八次,但陈认为此时万不可行,如做,不仅钱收不回来,而且有可能被全上海人唾骂,因此坚决拒绝,和张发生争论。同函又云:

他前天晚上说名誉不顾这些气话,但是我不能不顾他和我们的名誉,况且还是名誉坏了也必无效果的事情。

可以看出,张、陈之间已从挽回损失的时机发展为要不要名誉的争论。张静江声称“名誉不顾”,可见此次生意失败给予他的刺激。

四 与张静江、戴季陶等合资经营利源号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始营业后,半年内即盈利50余万元。于是,各业“如发狂热”,纷纷效法,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业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等陆续成立。《申报》调查报告称:“本年(1920年——笔者)秋后,交易所鼎盛一时,风起云涌,各业以有交易所为荣耀。”[《辛酉年各业交易之概况》,《申报》1922年1月23日。]至1921年10月,上海已有交易所140余家,额定资本达1.8亿元[《旧金山日报》(The San Francisco Journal),转引自《外人论中国商人道德之堕落》,《申报》1921年3月16日。]。

此际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自然更加兴奋。1921年5月31日,张、戴与徐瑞霖等签订合同,决定合资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以吴梅岑为经理。该所资本总额3万元,每股1000元,共30股,其中,张静江一股,戴季陶一股。蒋介石三股,由戴季陶代签[《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0~121页。]。

利源号办起来了,也和茂新、恒泰的最初命运相似,受到同行排挤,使蒋介石极为愤慨。7月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营业疲软的情况,函称:“静公因公司尚未了结,日来交易不做,公司进行以廿余元为事。近日价格极疲,侄看势头不至于大涨。且二元半之息,不能引起投机与投资家之兴会也。”[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信中所反映的完全是一种事无可为的心态。但是,事实正好相反,7月10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张静江被选为理事。18日,张静江等决定扩大利源号的业务范围,“兼办金业”,同时决定每股追加股本200元。计蒋介石追加600元,张静江、戴季陶各追加200元,共6000元[《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2~123页。]。其后,利源号的业务越做越大。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张静江大量购进股票和股票价格飞涨的情况:

静江先生近来对于股票买进有增无减,公司益打益大,听说和从前做空头的人也有联络。不过时局不好,多拿在手中,不免危险耳!前日价格涨到二百四十二元,如照此价格出去,赚钱一定不少。

这一段时期,上海股票业正处于黄金时期。不仅张静江等人干劲十足,而且蒋介石、陈果夫等最初发起的茂新号,也大赚其钱。陈果夫在同函中向蒋介石报告说:

茂新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六月止,共净盈洋一万八千四百零一元七角八,清单明后日可以寄上。新丰名下应得发起人酬金洋一千零八十二元四角,又红利一千八百六十四元九角。下星期拟开股东会,吾叔到申一行否?否则请将意见知下,加股若干?[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除茂新外,函中提到的“新丰”,应是蒋介石参加发起的另一个经纪人营业所,不过,关于它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

从陈果夫函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和朱守梅等又在组建“第4号经纪人鼎新号”,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由朱守梅任经理,陈果夫为协理。函云:

现在资本一万五千,除花、证、金三种,保证金一万八千元外,尚有付鼎新资本洋二千元。如将红利分派,无活动余地,故非加添资本不可。

至此,蒋介石已先后投资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5家经纪人事务所,可谓竭尽全力了。

五 畸形发展后的衰落,张静江、蒋介石大亏本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盛极必衰。上海的交易所事业虽然一时繁荣,但是,当时国内商业并不景气,交易所畸形发展,每个交易所的营业额必然大量减少,资金不足,紧跟着的必然是衰落。从1921年8月起,上海的交易所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参见《上海总商会史》,第433页。]。9月2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交所情形仍恶,市价变动非常,纱尤甚,花次之。所做客人因交所不可靠,多存于号者绝无,积欠于号者渐多,此次纱之下跌,鼎新因循,不免有吃亏矣![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函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由于担心商情危险,决定从10月1日起停止茂新号的业务,辞去鼎新号的协理职务,将家眷迁回湖州老家。陈并称:“茂新结束事已与静江先生接洽,静江先生亦赞成,想吾叔亦必赞成也。”不过,后来茂新并未“结束”,可能出于蒋介石的反对。

陈函所反映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上海交易所事业的缩影。据统计,1921年11月,上海有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歇业者几乎每天都有。次年2月,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发布《交易所取缔规则》,规定了严格的管理和惩罚条例[《申报》1922年2月4日。]。至1922年3月,各交易所惊呼“空气日非,社会信仰一落千丈”[《上海绸商丝织匹头股券交易所筹备处通告》,《申报》1922年3月7日。],纷纷停业清理,经纪人因破产而自杀者也颇不乏人,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也曾一度自杀。以见之于《申报》广告和有关报道为例,3月份即有棉布匹头证券交易所、中国糖业交易所、中华国产物券交易所、上海绸商丝织匹头股券交易所筹备处、公共物券日夜交易所、中美证券物产交易所、上海五金交易所、上海糖业交易所、上海纱线证券市场、上海华煤物券交易所、上海内地证券交易所、神州物券日夜交易所、中外交易所、浦东花业交易所、东方物券交易所等宣布停业,成立清理处。当月上海全市能维持营业的交易所只剩下12家[《旧中国交易所介绍》,参见《取缔后之法租界交易所》,《申报》1922年3月7日。]。3月25日,具有同业公会性质的上海交易所公会决议解散[《交易所公会议决解散》,《申报》1922年3月26日。1921年9月上海交易所公会成立。]。4月8日,江苏督军和省长会衔训令:未经领照各交易所,一律解散;已领照者,劝令改营他业[《苏长官取缔交易所之会令》,《申报》1922年4月8日。]。

交易所属于投机事业,其兴也勃,其衰也速。当时有人撰文云:“去年海上各种交易所勃兴以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投机事业,举国若狂……不及匝年,噩耗迭起,某也并,某也闭,某也讼,某也封,某也逃,某也死,而最近若最初开张之某交易所,亦以风潮闻。昨日陶朱,今日乞丐。飙焉华屋连云,飙焉贫无立锥。”[《交易所之教训》,《申报》1922年3月6日。]

大环境不利,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难独善其身。

最初,情况还是不错的。1922年1月8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总额已达18719752元,盈利661129元[《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东会纪》,《申报》1922年1月9日。]。当日股东会决定提取50万元作为第三届股东红利,“每一老股5元,新股4股作一老股”[《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发给红利公告》,《申报》1922年2月22日。]。会上,戴季陶提出,增加股银500万元,作为附加份股。分为25万股,每股20元,一次缴足。各股东均表赞成。随后,虞洽卿提出成立上交银行。经讨论,决定资本总额1000万元,分作20万股,每股50元。这次会上,周骏彦以69806权继续当选为监察人。1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报上刊登《发给红利公告》,通告股东前来领取红利。但是,情况迅速发生变化。2月24日,交易所在买卖本所股票时,因买方资金不足违约,证券部停止交割,引起恐慌。

关于此事,周骏彦向蒋介石写信报告说:

查上交风潮之起,初由于卖空者造谣,实由于做多头者乏款收现。二月二十三日,彦因茂新号电召到中,此时外面已有谣言,所中拍板如常。果夫先生询之做多头者,犹云资本已备,可无患。迨二十四□□□,证券部倏然停板,闻因做多头者向某处所□(借)英洋三百万元一时被绝,致有此变。证券部因此停止交割,大起恐慌。后由闻兰亭等双方调解,做多头者贴现洋五十万元,所中垫洋五十万元(以九六盐余公债一百万元相抵),并将多头家代用品一百万元没收,以支配卖出者,计卖出六万余股。

同函并提出,此次事故,由交易所洪承祁、盛丕华造成。函称:“此次交易所被做多头者拆坍,非特前此开办时一番之热心及功绩尽归乌有,且市面动摇,宁帮大失体面,实为洪、盛诸恶所害(此中原因极复杂,大约洪、盛诸君实为首祸,做多头失败,亦因洪君之故居多,今洪君俱已先后相逝矣),言之殊堪痛心。”[《周枕琴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这次风潮,使得蒋介石前所未有地大亏其本。3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接上海电,言交易所披靡,静江失败,余之损失可观,度已倾倒一空。”

关于此次风波,魏伯桢另有说法。魏是上海交易所的理事之一。他晚年回忆说:戴季陶、张静江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一百二十元市价的四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理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2~153页。]。魏与周,二人关于责任者的说法不同,但关于破产原因的说法则有一致之处。

违约事件发生后,2月28日,由闻兰亭及经纪人公会出面调停,劝卖出一方认亏,其办法为,由违约者交出现金50万,由交易所垫出盐余公债100万元,抵作50万元,连同违约者的代用品150万元,赔偿卖方(共61025股)。卖方每股仅得现洋6元1角9分,公债票抵额8元2角(代用品另拟)[《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公会关于该所股票买卖违法问题的会议记录及通告》,《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11~116页。原记录有月份,无年代,该书编者系于1921年,误。参见《物品交易所之和解讯》,《申报》1922年3月9日。]。

4月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此次静江先生所认之二十三分三的公司份头,又分为四份,其中四份之一是吾叔的。照现在拿出一百万现洋,应派吾叔名下,约三万二千六百元,又一百五十万代用品,应派吾叔名下约四万八千九百余元,两共洋八万一千五百元。[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信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计核之后,“约数亏去五万元”,“静江先生损失,应与吾叔相等”。同函并称:“恒泰号去年下半年之红利,每股四百六十余元。利源结至去年底止,约盈七八千元,并未分派。茂新至年底,约盈有二万余。此次损失,茂新约在二三万左右,利源损失或比茂新多。”

蒋介石事后反思,一是觉得过于相信张静江。1922年5月23日日记云:“以二十万金托于静江,授以全权,自不过问,虽信人不能不专,自己实太隔膜。”一是觉得陈果夫有问题。同年6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果夫之为人,利己忘义,太不行也。痛斥之。”

关于在交易所的经营情况,陈果夫后来回忆说;“从开始到交易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进去,好比一场春梦。到交易所将倒的时候,‘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所得之款,与代商人买入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尚须付交易所六十万左右。客人看见情势不稳,款亦不交来了。我们在事前略有所知,便做了种种准备,一面保护客人,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一面却须为自己的号子打算。我为计划调度,一连几晚没有安睡。毕竟客人的保护已尽力所及,而自身部分本钱的保持,也算顺利达到。这也不能不说是在钱庄做了两年半伙计的好处。”他又说:“我们这样的尽了人事,到交易所倒账的时候,我们自问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事,心里很安。”[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7~58页。]

六 风波之后

证券物品交易所发生买方违约事件后,处于停业状态。其间,从上海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借得20万元。3月18日,两所成立契约,营业合并,双方理事用合议制执行业务,资本共同运用,但两所仍各自单独存在,损益按资金比例分担。3月27日,重新开市,增加了几位“洋员”,意味着外国资本和外国势力的增加[《上海交易所证券部明日开市》,《申报》1922年3月26日。]。但是,证券部的本所股,仍然停版[《各交易所之最近状况》,《申报》1922年4月3日。]。3月30日,虞洽卿、闻兰亭等宴请上海新闻界,感谢报刊在风波期间的善意支持,宣布与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共同营业的消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宴报界》,《申报》1922年3月31日。]。4月1日,证券物品交易所全面开市。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全球”合作,周骏彦不放心,向蒋介石报告说:

信用已失,营业一时能否复元,尚未可知。且与全球合并,难保无存心破坏者起而攻击,后事真难逆料。惟近闻静公云:现有人集款组织公司,拟将交所股票准与押款。此公司如果实现,将来或有生机。总之,且此次损失最大者为套利者。[《周枕琴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信中,周骏彦称,此次失利,系张静江决策错误:“彦屡闻静公言,套利甚稳,且云借款套利,亦属便宜。”它不仅打击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周骏彦在宁波开设的交易所也因之停业。可能蒋介石曾以蒋经国与蒋纬国的名义投资宁波交易所,因此周函称:“经、纬事,彦前谓无希望,亦以甬交做品不佳,难免发生危险。”函末,周骏彦称:

总之,吾辈非商人,经营新商业,究嫌其经验之少。然事已如此,后悔莫及。惟望后局诸公,煞费经营,或尚有转机,并望阁下尽心爱国,以国事为重,不必以此为念。

当时,蒋介石正在广西军中,周骏彦表示:“拟来桂愿随阁下之后,冀为国效劳。”他因套利欠债20万元,两次跳黄浦江自杀[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3页。]。

当年4月,蒋介石返乡。6月15日,陈炯明兵变,孙中山避居永丰舰,蒋介石闻讯,从上海赶到广东,与孙在舰上相见。据魏伯桢回忆,蒋行前,要虞洽卿资助,“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蒋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5页。]。同年8月,蒋随孙中山抵达上海,23日返乡。

陈炯明兵变后,许崇智率粤军转入福建。孙中山支持粤军,企图以武力推翻李厚基在福建的军阀统治,然后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为此,孙中山计划组织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为参谋长。9月18日,蒋介石于入闽之前致函张静江,叙述所欠债务。函云:

中秋节前,弟尚欠二千五百元之数,未知可为我代筹若干汇甬?在乡以去年用度太大,至今未了之事尚欠七千余元,在沪亏欠亦与此数相等,故今年以来不能稍资周转。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思之伤心。

函中所称“去年”,当指1921年。当年6月14日,蒋母病逝,医药丧葬,自然花费不小。交易所破产之后,蒋经国所需衣服费虽仅15元,但茂新号竟然拒付,可见其极端困难的状况。同函中,蒋介石提出,请张从交易所卖方所赔“代用品”中借出若干,以便还清私债,安心赴闽。函云:“此次物品讼款,如能为弟借出若干,不致久苦涸辙,徒呼庚癸,俾得稍资活动,以了此私债,将来如能如数还清最好,否则以弟个人亏空名义报销,想孙先生与汝为亦必见谅邀准也。”这一时期,蒋介石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他向张静江倾诉说:

贫富生死,率有定数,得此不足为富,无此不足为贫,况预备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竞于此金钱,以贻平生之羞也。惟债留后人,于心不安;教育无费,终难辞责。此所忝在爱下,故敢不避公私,剖腹一谈。[《致静公函》(手迹复印件),湖州张静江故居藏。此函仅署“制弟中正顿,廿八日”。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尚在为母亲守制。又据函中所述“中秋节前”及“安心赴闽”等语,推断此函为1922年夏历七月廿八日(9月19日)所作。]

写完此函,蒋介石又很后悔,日记云:“沪行为金钱所苦迫,贪私之言,非我所应出,不胜悔恨,故不愿成行也。”[《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1922年9月26日。]不过张静江接到此函后,立即向孙中山汇报,孙即命陈果夫汇寄2500元给蒋介石。张在复函中表示:“代用品之事极易办,来沪接洽可也。”[《张静江函》,《蒋介百年谱初稿》,第99页。]10月1日,蒋介石日记有与周骏彦“谈商业事”的记载,可能即与处理交易所善后事宜相关[《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2年10月1日。]。12日,蒋介石决定抛开各种个人考虑,献身革命。日记云:“家何为乎?子何为乎,非竭尽全力以攘除凶顽,誓不生还也。”

蒋介石于10月22日启程赴闽,就第二军参谋长之职。其后,曾数度往返于福建、上海、奉化之间。1923年3月3日,陈果夫到宁波,与蒋商谈“交易所起诉事”[《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3年3月3日。]。8月3日,叶琢堂、虞洽卿与蒋介石讨论交易所事务,发生严重分歧,方案反复变卦,经反复磋商,直到8月5日深夜,才得以最终定案,蒋介石日记云:“昨夜,交易所事未了,梦寐颠倒。天下事之难,莫难于共事不得其人也。直至后夜三时,其事方得解决。”同月16日,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此后,蒋介石不再过问交易所事务。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的茂新、鼎新经纪人事务所相继歇业,同人纷纷南下,到黄埔军校找寻新的出路,只有陈果夫留在上海,清理遗留事项。1924年,由陈希曾出面,新创一家买卖棉纱号的经纪人事务所。1925年,陈希曾也南下黄埔,陈果夫只在春秋两季“各做一次生意”,用以“补助生活或应付特殊用途”。1930年,又做过两笔[《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0~61页。]。

七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国民党的关系

如前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办由孙中山倡议并领衔申请,那么,1920年的重办是否仍和孙中山有关,它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有无联系呢?

陈果夫回忆说:“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5页。]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但寄来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南伯庸:《上海大亨——虞洽卿》,第248页,海南出版社,1996。]。1921年12月11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这里所说的“孙先生之款”,联系下文“孙先生待款甚急”等语,当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同函云:

叔款现在晋安者约五千四百余元,存侄处。金融公债二千,静江先生告我,孙先生待款甚急,侄乃以此款移交静公,并声明作为侄个人向晋安借款。静江先生亦说一月后归还。侄已向索回六百元,其余一千四百元待陆续归还后收入叔账。此事吾叔勿与静公说起,作为不知可也。[《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据此可知,陈果夫还曾将蒋介石存在晋安钱庄的金融公债2000元移交张静江,以此解决孙中山的急需。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张静江所称“孙先生待款甚急”,当指此事。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国民党人在经济上的联系,目前尚难一一厘清。周祖培称:“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张静江事迹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9页。]这说明,张静江经营交易所所得,用于公,而非用于私。陈果夫也回忆说:“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9页。]这说明,交易所有些股本是预留作为革命事业之需的。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为孙中山和革命筹集政治经费的巧妙渠道[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233~23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此说虽尚待进一步证明,但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孙中山倡办的初衷来说,确实如此。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广东交易所方面。居正诗云:“吾党中心政策行,必从经济树先声,金融交易粗成就,百万输将始出兵。”[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4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8。]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居正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居正即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曾拨借100万元,用为出兵广西的军饷。同年6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江函,知粤交易所全数放弃,只留二万股与吾辈。本党作事如觉生者,诚令人齿冷,决无良好结果也。即复静江函并致觉生书。”这则日记所涉及的史实目前也还难以完全厘清,但广东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2万股给上海的张、蒋等人,则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陈果夫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7页。]据此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是国民党人的一个特殊的联络站。

八 交易所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出身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故,家道中落,以后又留学日本,投身革命,可以说,是交易所的活动,才使蒋介石和商业、商人阶层发生关系。

1920年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帮仍不能除把持与专制之恶习,大股份压迫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根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章程,可设名誉议董15名,由有商业、工业学识,或有丰富之经验者担任,和理事共同组成评议会[朱彤芳:《旧中国交易所介绍》,第159~16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但实际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时,只有名誉议董12人,为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姚紫若、项惠卿、徐庆云、邵声涛、张纶卿、许松春、叶惠钧、贾玉山、宋德宜[《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申谢》,《申报》1920年7月2日。]。蒋的这则日记可能反映的就是名誉董事的选举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蒋对上海商帮中的把持、垄断、倾轧是极为不满的。

蒋介石对上海商人的不满和反感可以说贯彻他参与交易所活动的始终。如:

1921年6月12日日记云:“得焕廷、瑞霖各函,告知沪上商友操纵垄断,伎俩百出,不胜愤愤。交易所各理事之营私舞弊,至于此极,殊非意料所及。尔来公私交迫,几欲远避尘俗,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

1922年11月28日日记云:“中国商人,势利之重,过于官僚,其狡狯状态,见之疾首。”

1923年2月3日日记云:“下午又因奸商妒忌,激忿异常,殊非其道。”

1923年8月3日日记云:“下午,琢堂、洽卿来谈交易所事。商家之析利,心计险恶,令吾心甚难过。夜间又忽变卦,市侩诚可诛哉!”

上引各日日记,在在表现出蒋介石对“奸商”的强烈愤懑之情。“市侩诚可诛哉”一语,表现出他和叶琢堂、虞洽卿等人的关系已处于爆发的边缘。

交易所的活动也使蒋介石了解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前文已经提到,1920年6月,蒋介石刚刚决定拿出5000银元,与陈果夫共同创办友爱公司,就赶上国际金融风潮,银价大落。《申报》探讨这一突变原因时曾称:“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两日来金融之大变动》,《申报》1920年6月10日。]这一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记云:“银价大落三日,贱六片士。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6月10日。]

经营交易所的失利增强了蒋介石的社会改造思想。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日记云:“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12月11、31日。]这一思想,他不仅写在日记里,而且也对邵元冲等人宣扬,声言“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这一时期,正是他在交易场上一再亏本的时候。

当然,交易所的活动也增强了蒋介石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联系。1924年,蒋介石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采办制服、皮带、枪带、刀鞘等物,为上海海关扣留。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出面斡旋[《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3页。]。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寄望于蒋,纷纷出资,支援他和左倾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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