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失孤》原型: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发布时间:2015-04-21 13:22:49
电影《失孤》原型: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郭刚堂,电影《失孤》的原型,一个全国各地寻找儿子的父亲。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车后的旗子上印着儿子的照片。   郭刚堂,电影《失孤》的原型,一个全国各地寻找儿子的父亲。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车后的旗子上印着儿子的照片。 2015年3月26日,郭刚堂坐在影院外椅子上,靠着椅背休息。 2015年3月26日,郭刚堂坐在影院外椅子上,靠着椅背休息。 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演出了一个父亲内心的悲苦。网络截图 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演出了一个父亲内心的悲苦。网络截图 郭振被拐走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被印在摩托车的旗子上。 郭振被拐走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被印在摩托车的旗子上。

  郭刚堂 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幼子郭振走失,从此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中,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18年过去,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郭振 现年20岁。1997年9月21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3月20日电影《失孤》上映当天,45岁的郭刚堂跟百余名观众一起进了影院。

  开场几分钟,打扮成农民模样的刘德华出场,一同出现的,是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摩托车。车后座上,插着一面由彩布制成的旗子,像伏在摩托车上累得抬一次头都费力的刘德华一样,这面旗子耷拉褶皱,没有一丝生气,仔细辨认,是一张孩子的照片。

  刘德华还没开口,郭刚堂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观众,他从座位上起身,绕到放映厅侧面的楼梯处,坐在台阶上。不敢出声,他就咬自己的手指,把头埋进膝盖。

  电影中设置了几处故意逗笑观众的桥段,全场集体笑出声的时候,他在哭。因为咬了太多次手指,手指肚变形了。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有典型的70后烙印,不直呼刘德华,叫“天王”。除了口音不像,郭刚堂觉得,“天王”把他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1997年,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振被人贩子抱走。发动亲友拉网式搜索,无济于事,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天涯寻亲。

  就是《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除去新疆、西藏,郭刚堂骑着它,走遍了其余所有省份,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着的眼,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儿子刚走失一两年,有次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老板看着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眼泪上涌,郭刚堂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出息的后辈,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甚至老板想挖他过去唱歌。

  在那之后,郭刚堂,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茂盛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编剧兼导演彭三源2012年到了郭刚堂家里。冰冷。隆冬季节,炉子没生。临近春节,没有窗花。郭家没有一丝红色。

  郭刚堂说上几句就不自觉地叹息。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这答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乞讨、流浪,为了省钱找寺庙道观借宿。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怕跟人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也要硬挤出张笑脸,求这一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唯一一次大冲突是有年在河北,路边吃饭时碰到几个醉汉,原本挨了几下可以忍过去,但对方把旗子从摩托车上扯下,在孩子的照片上跺了几脚。

  挨完揍推着摩托车走了一会儿,郭刚堂忍不了了,折回去和他们打了起来。年轻时是个体育能手,最后竟也算不得吃亏。

  很多人劝过,不如重新开始,虽然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但郭刚堂听不进。

  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付成至今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

  妻子张文革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也拦不住。最初几年,就是目送丈夫骑上摩托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

  有年冬天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

  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手指上裂开口子,不敢动。半夜实在骑不动了,躲在一个小土堆背身休息,困意袭来,零下30几度,郭刚堂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

  他就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有没有想过放弃?

  只有一次,骑到大别山碰到大雨。山里的邪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抽在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

  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骂,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

  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

  卡在水泥桩中间望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

  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着啪啪的声响。

  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天南海北地找,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他觉得和郭振在一起。

  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郭刚堂说,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如果可以,郭刚堂希望能把自己劈成两个。一个在路上继续寻找大儿子,另一个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儿。

  “天王演得好是好,但电影里只是我的一部分。”郭刚堂说,“我心里的纠结,天王没有演出来。”

  1999年,二儿子郭伟出生。产房外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郭刚堂短暂地进入了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又陷入寻找失去的那条胳膊的执拗中。

  张文革承担了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张文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郭伟长大。

  她告诉孩子,别人欺负你,你不能还嘴、更不能还手,因为那样可能更吃亏。郭伟自小长得高,小学时比同龄的孩子高一头,但当时他甚至被小女孩欺负。

  孩子唯一一次挨打,是十几岁时有次去同学家没告诉她,心急火燎地找到郭伟的时候,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这些事,郭刚堂不知道。

  与十几年一直为郭振心如刀绞不同,第一次为二儿子感到心痛,郭伟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有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张文革和他去学校看住校的儿子。学校是市重点,大部分子弟非富即贵。正是午饭时间,孩子们的午餐自然都很丰盛。

  在人群中找到郭伟时,他拿着两个干巴的烧饼,正在往上面挤一包类似辣条的东西。

  别人的孩子吃排骨鸡蛋,自己儿子吃烧饼。那一瞬间,郭刚堂问自己,“我做的真的对吗?”

  郭刚堂说去方便一下,其实又躲到角落里捶墙。往年一些场景浮现在眼前——郭刚堂甚至带着郭伟一起去寻找郭振,他觉得这天经地义。

  在天津塘沽,问了一家旅馆太贵,5岁的郭伟说:“爸爸,我们找便宜的地方去吧。”

  如今,二儿子也长大了:“爸,等你走不动了,我替你去找我哥。”

  这些曾让郭刚堂感动不已的记忆碎片,一瞬间都成了玻璃碴,扎在心上:“丢孩子的是我,不是郭伟,他不该跟我一起受罪。”

  今年临近春节,16岁的郭伟跟老爸打了场篮球。一米八三的郭伟对篮球一点儿都不懂,郭刚堂一条条跟儿子念叨技术要领。

  个子不高的郭刚堂年轻时练就了投三分球的本事。投了几个三分,郭伟在场边感叹,“爸,我都不知道你原来这么牛掰呢。”

  这一句话让郭刚堂觉得亏欠,他不仅会打篮球,游泳也不错,如果能陪儿子身边,会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就这么阴差阳错十几年,让他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走了18年的回家路

  但真要说放下,一时间又做不到。有什么消息传到耳朵里,一脚油门又出去了。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告知,这孩子左脚上也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苦寻十几年,那是郭刚堂觉得离郭振最近的一次。

  当地警方告知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

  全家屏住呼吸的几分钟。

  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趟吧。

  “万一DNA弄错了呢?”

  见到孩子的一刻,郭刚堂扑上去想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

  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那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儿子。

  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没有把孩子给养死。

  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买的人,养大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孩子,让他们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

  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

  那之后,郭刚堂又去了一次浙江,骑了一万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场空,那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

  《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很多次借宿禅院的夜晚,同样的话,他听过很多遍。

  这么多年,重新审视,郭刚堂跟自己说,也许该换个方式了。

  那一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10多起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个,都死掉了。

  郭刚堂决定,不出去了。

  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永远的牵绊

  回来之后,郭刚堂病了大半年。那也是张文革十几年中跟丈夫呆得最久的一年,他们会去散步,有更多时间陪孩子。

  大病之后,家人给了郭刚堂更多曾经在意不到的牵绊。

  但郭振仍在另一端扯着,这端安稳喜乐的时候,郭振的模样总会浮现出来,一直是两岁时的样子,走路都不稳,摇摇晃晃地找他抱。

  他可以做到不骑摩托车离家,却放不下寻找郭振。

  最近几年,郭刚堂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2014年9月,奔波了两年,天涯寻亲协会成立,郭刚堂计划建一个寻亲网站,他希望每一个与亲人失散的人,都能借助网络的力量,尽早团聚。

  在跟彭三源聊天中,郭刚堂讲的最多的是在路上,曾经有那么多人帮助他,如今他也开始帮助别人。彭三源认为,这释放善意的过程给了郭刚堂很大的慰藉。

  当影院内灯光亮起,郭刚堂来不及收拾悲伤,就投入到涌过来的媒体采访中。他说他知道,那是他的机会,也是郭振的机会。

  在聊城,有媒体提要求,希望他能再骑上摩托,展现一下当年的镜头。

  郭刚堂不愿意,但他都照做了。

  “有时候我知道,我就是在演。”郭刚堂说,如今再骑上摩托车,心情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这样的镜头能让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他愿意演。

  郭振刚丢的那两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火遍大江南北,当时的农民郭刚堂琢磨,要是凑上一两百万,让陈佩斯、朱时茂说一下孩子的信息,也许郭振就找到了。

  18年后,这个愿望,由自己年轻时的偶像刘德华实现了。让郭刚堂懊恼的是,电影宣传方本来答应让他协助电影宣传,郭刚堂打算得很好,这样可以跟全国观众说一下郭振的信息,也许电影上映着,郭振就回来了。

  但是上映前三天,宣传方告诉他不用去了,没有理由。

  采访中郭刚堂请求,郭振的信息可不可以在报道中体现,虽然接受过的采访不计其数,他还是希望记者们把信息再一次带出去:郭振,现年20岁。1997年9月21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孩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 对话

  温情只是人们

  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那个明天至今没来

  新京报:这些年寻找,想起来最多的场景是什么?

  郭刚堂: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18年里,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我都跟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但这个“明天”至今也没来。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你帮7个家庭找到了丢的孩子?

  郭刚堂:那是2009年之前的数据,也是媒体这么报,一个家庭能团圆,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这两年我特别怕媒体问我,你帮多少人找到孩子了,没法回答。我也害怕,全国那么多丢孩子的家长,都来让我帮忙找孩子,我有心无力。再有就是,那些养父养母们都恨死我了,觉得我破坏了他们的平静。

  新京报:你从来没参加过别人全家团圆的场景?

  郭刚堂:我不敢,有年一个大姐告诉我她家的DNA比对成功了,她找到儿子了,我拿着电话就哭了,我替那些团圆的家庭高兴,也更希望,那个团圆的是我。

  逼出人性最坏的一面

  新京报:很多人因为你的故事感动。

  郭刚堂:这些年,很多人会说我是个伟大的父亲,会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一点也不伟大,我是无奈,也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

  再有我很怕别人把寻找孩子的过程定义为“温情”,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无比残酷和现实。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新京报:哪些残酷的事?

  郭刚堂: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梦寐以求的场景。

  但真实情况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千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去认孩子,高考结束,俩人在考场外等孩子,接下来大家想应该是个温情的场景吧?

  但不是,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这才是现实。

  新京报:是对人性的严酷考验。

  郭刚堂:对,严酷的考验,人性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会呈现出来。我碰到过一个失子的大姐,她看我天南地北的跑,就跟我说,兄弟啊你能不能帮我找孩子,我现在每年能挣一百来万,等我退休了,我再跟你一起找,这也是现实。

  还有的温情要靠龌龊来支撑,有个大姐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全中国都找疯了,有次她跟我聊天,说刚丢孩子时,有骗子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条件是跟他睡觉,这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一个母亲,除了自己,什么也付出不了了,这更不是什么温情。

  “飞机脱离地面时感到轻松”

  新京报:心里压的这些东西,怎么发泄呢?

  郭刚堂:早几年,在大山里骑摩托车,我会大声喊。有时还会唱歌,我年轻时唱歌特别好,特别是在南方的时候,我最喜欢唱齐秦那首《北方的狼》,这就是发泄了。

  新京报:这十几年有没有某个瞬间觉得轻松过?

  郭刚堂:第一次坐飞机是2012年,从广西到北京,参加节目录制。我自己是坐不起飞机的。当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我是轻松的。地上的路看不到了,云层慢慢出现,在机翼两侧,形状像山,但感觉又特别的软乎。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地上的路,也这么好走,该有多好。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山东聊城报道 A14-A15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原标题:只有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编辑:S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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